当时身边的极左派打手和大批判斗士，都不懂外文。图书馆管理员中，原来有几个懂，都已年老退休，那时也没有人懂了。其中有一个叫蔡祥明的先生，农村来的，文化程度不高，却喜欢书，也算是我的朋友。他只要见到我，就把外文书库的门轻轻打开，再送进来一条小木凳，供我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找书。我进门后，他会快速把外文书库的门关上，让我一个人在里边，不要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当然也会遇到外语上的障碍，那就不能不感念孙珏老师了。孙珏老师是我读中学时的英语老师，我在《文化苦旅》里曾写到他，被台湾的著名出版家肖孟能先生看到了。肖先生对我说，孙珏老师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英语极好，奇怪怎么只做个中学老师。我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曾进入过一个美军翻译机构，而这个机构是蒋介石亲自挂名领导的。一九四九年之后，孙老师在填写履历表的“证明人”一栏时，在这段履历上竟填了蒋的名字，那当然就出了问题。能教中学，还算好的。
    他的“落难”，给我带来了方便。我在外文书库研读各国戏剧学资料时，凡是碰到需要自己翻译又吃不准的地方，就去请教他。记得有一次在上海静安寺的二十一路电车上与他巧遇，我乐不可支，连忙从口袋里取出半页纸，上面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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