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仿佛与己无关。

    而在新政改革潮流中，各地乡绅纷纷投身参与，高级的做法是开办新企业和商号，背后却往往有官员的隐形投资，各取所需；低级的做法，便是当上新政推行机构的各种“委员”或“董事”，从新政的捐税中直接渔利。

    农村的民、绅、官关系因此而日益复杂，进一步激化了乡村矛盾和基层干群关系，也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土豪劣绅”泛滥的先河。

    再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的确有不妥之处，至少干线应该由国家控制才是长远规划。

    显然，要接手粤汉铁路，陈文强面对的就不仅只是资金、技术等问题，而是要砸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的饭碗，得罪因此得利的商人、士绅。换句话说，是一批地头蛇似的家伙，盘踞在要修建的铁路的沿途，最善利用愚昧、盲从的平民百姓为其造势。

    但事有利弊，陈文强在估量着自己的能力，估量着将得到的利益。所以，他一回来，立刻便召集了人手，连夜进行研究和商议。

    首先是大概确定工程的总造价、总工期，以及相关的施工方案。尽管陈文强很想接手这项大工程，但他也要做到心中有数，要服从经济、科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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