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广泛普及之后，电视文化由于主持人的介入具有一种天然的“叙述体”功能，它的呈现方式和接受方式也包含着一种很自然的“间离”效果。这样一来，布莱希特剧场的特殊魅力也就有了减损。
    新一代的戏剧家们认为，人们有了高科技的电视、电影而还想到剧场来，从根本上说，是要追求生命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相遇。这种相遇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使人们能摆脱外界天天承受着的世俗逻辑框范，获得自由生命的释放。
    人们有可能在剧场里努力排除种种障碍，袒示出潜在意识和潜在能量，使生命状态变得圣洁。这种排除和袒示，具有互相的诱导性和启发性，因此必须有聚合、有环境、有群体。
    基于这种认识，冷静的理性思辨在剧场中不仅不是必需的，而且是常常需要被排除的。这种排除，不是让观众回到对戏剧幻觉的沉迷，而是更进一步，使之能逼视人类的质朴本体。相对于布莱希特所热恋的社会哲理和历史哲理，这种追求更形而上、更深层、更根本，大体可属于人类学的范畴。
    这也就是“戏剧人类学”。
    这一潮流的发端，可追溯到与布莱希特同时代的一位法国戏剧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一八九六——一九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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