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使各个情景依附于叙述主线，又想方设法制造各种间离效果，使观众面对各个戏剧情景能保持住个体自由。这样，戏剧与观众的天然关系也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布莱希特的这种努力，没有使戏剧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附庸，反而拓展了戏剧的本性。这一点，证明他是一位严肃而地道的戏剧家。他奇迹般地把历史激情、思想热忱全部衍化成了戏剧学内部的课题，从而使他与前几个世纪许多戏剧活动家有了明显的区别。那些戏剧活动家驱使戏剧去完成某些社会使命，而当这些使命完成后，戏剧主体的变化并不大；布莱希特则不同，他也从社会使命出发，却从根本上触动了戏剧本体。叙述体、历史化、间离效果，都成了戏剧本体论的题中之义。
    但是，另一方面仍应看到，布莱希特的这些戏剧命题，毕竟紧贴着他的社会历史动因。在另一个群体、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年代，当社会历史动因发生了根本性的差异，他的戏剧主张也自然会被突破、被超越。
    这种情况，果然很快就出现了。
    当代戏剧家认为，像布莱希特那样把剧场当作一个思考场所，并不是戏剧的极致。一个清醒的观众固然要比一个迷糊的观众好，但清醒的思绪不一定要到剧场里来推衍。尤其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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