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表演却忽视了。这是一个不是戏剧活动家的戏剧学家所难于避免的忽视。与他相对照，《舞论》的作者能侃侃而谈地缕析舞台上下的种种细尾末节，表明他决非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论家，甚至也决非一个贺拉斯式的只是有过其他样式的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家。亚里士多德也说到过“行动的模仿”，但他所说的“行动”，既包括表演，又有更深入的美学追求，结果就淡化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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