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罗马的大多数作者和观众有距离的，他曾这样生动地刻画过当时的社会习俗，痛切地指出这种习俗与艺术的距离：
    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达能力，赐给了希腊人；他们别无所求，只求获得荣誉。而我们罗马人从幼就长期学习算术，学会怎样把一斤分成一百份。“阿尔比努斯的儿子，你回答：从五两里减去一两，还剩多少？你现在该会回答了。”“还剩三分之一斤。”“好！你将来会管理你的产业了。五两加一两，得多少？”“半斤。”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
    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
    由此可知，贺拉斯的“寓教于乐”的主张，明显地包含着主动引导观众的成分，不全是迎合。
    事实上，当时罗马许多观众情状，要比他上面描述的还要不堪，除了铜臭味还有血腥味，喜欢看人兽搏斗，喜欢看野兽扑食基督教徒。公元前一世纪后半期，戏剧几乎完全堕为没有教养的贵族的消遣品，竞艳争富，展览机关布景，在舞台上陈设比实物还要豪华细致的道具，要房则与造真房无异，需船则真船游弋其上，一派宫廷俗气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