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所谓“义”）……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一八〇九至一八七四
    ）与李善兰（一八一〇至一八八二
    ）两人当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一八一五至一八八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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