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他七十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载入史册的国内国际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四十年前，我已读您的文章，三十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Newsweek，他翻到一页，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朋友，今年该是七十八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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