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夏之所以要写这三篇文章，是因为他感觉到后世华夏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思想极端僵化。我们不能说老马当年的理论不对，比老马更早的培根，有些说法还是对的呢。但作为一个系统理论，老马的理论也只能是对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关注，譬如阶级分析方法，在当时分析是对的，在后世分析也许同样是对的，但你想要以此抹杀阶级的存在，一下子达到天下大同，显然是一种妄想症。

    那么，使用这个方法最成功的，不是红俄也不是华夏，而是老米这样的国家，他们看到了人类对立的危害与危险，作为有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必须保证本阶层的根本利益。在保证本阶层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给民众一点利益，以缓和彼此的矛盾。

    其实，此时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他们的操作模式是可取的。

    换句话说，二战后发达国家已经找到了一条颇为正确的路，二战后的世界主要国家与二战前，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们既考虑到了国家民族的传承，也容纳下了变革与新生，而且二者的融合过程大多是平和的。

    显然，杨夏也有一种比较阴险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对自己文章的分析，希望华夏的人多对比一下自己做的和别人做的，然后思想尽快转过弯来，不要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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