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丰四年四月二十日，就是帝国大学为二月一日在起点文坛太监的杜停杯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殡仪馆外徘徊，遇见苏公，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杜停杯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杜停杯就靠先生的文章伪更呢。”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撰写的日常推理，大概是因为往往废话太多之故罢，读者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地沟油》全本的就有他。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杜停杯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根”，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在的并非文坛。一堆断更的借口，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奋笔疾书，是必须在有烧腊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缺乏素材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拖沓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催更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太监的灵前。

    真的写手，敢于直面惨淡的点击，敢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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