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措辞激烈，乃至言语刻薄的人身攻击，难免不会在丁禹廷心中留下负面影响。3月2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屿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禹廷作了这样的表露：“在海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得有四十艘，看似众多，而海疆万里，海口星罗棋布，战事一起，处处须得遮防，现又停购船械多年，势力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如此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丰，再冀筹添，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既有面对汹汹议论的悲愤，也颇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无奈。一个国家的前敌海军将领，在大战临头，外敌叩门之际，却遭到了最高权力阶层的猜忌、拆台，乃至无理的诽谤谩骂，而这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问题，只是批评者们想借此更换海军提督，夺取被洋务派控制的海军力量，架空削弱洋务派首领李绍泉的实力。一场本应同仇敌忾的对外反侵略战争，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派系争斗内耗的舞台。

    受到李绍泉“斥责”后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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