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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