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斋画报》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有“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言，总理衙门大臣、礼部侍郎郭筠仙读后感慨万分的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土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因为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

    这些巨大的改变，已经为罗氏家族“第六帝国”和以陈氏为代表的海外十三行“第七帝国”进入乾国奠定了基础。

    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林逸青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的意识到，由于中土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乾国近代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还没有被乾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很可能在日后出现反复。

    他的改革之路，仍然并不好走。

    “现在归国发展虽说已经是时候了，但‘夷夏之辨’这块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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