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和李绍泉的斡旋下，由纯亲王出马，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批准，这个湖南民间的航运公司好容易才开办成功。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平定朝鲜甲申政变之后，在林逸青的暗中推动下，深刻认识到海军和新式陆军作用以及“朝鲜新政”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好处的大乾朝廷于9085年10月9日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粮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以这一圣旨为标志，大乾朝廷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林逸青之所以能够推动这道重要的上谕的下达，则是因为他把大乾朝的皇族整体拉下了水——许多民间新式企业的投资者，都是皇族成员，出于对自己的投资利益的保护，他们也要帮助林逸青促使朝廷下达这样一道谕旨。

    如果从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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