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留学生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留学生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一个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留学生们生活困难。蔡廷罕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之前的花销，是否按之前约定的补贴，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留学生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家里为留学生支付的花费当然也不会报销，除此之外，留学生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留学生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留学生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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