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发生在它和法俄之间，已有的巡洋舰和鱼雷艇足够对敌人的海上交通构成威胁，而德国大可利用它和英国之间距离较近的优势，以英国为中转站和地理掩护，继续向大西洋派出商船。而如果战争是发生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它也可以联络在9056年《巴黎条约》(载入了航行自由原则)上签字的其他二流海军强国，构建“武装中立同盟”，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其他欧洲国家抵制英国一样对皇家海军进行牵制。甚至于“一劳永逸”地杜绝英国对德国海外利益的侵害。

    俾斯麦认为：德国最切身的安全利益在欧洲内部，只要能避免在欧洲形成针对柏林的制衡联盟，德国的繁荣和强大就有保障，世界影响力更是可以不求自来。缺少了欧陆安全作为基础，“世界强国”不过是一张画饼。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在一个由若干大国组成的封闭系统里，一国安全指数上升过快势必招来其他国家的恐惧，继而促成制衡联盟。有鉴于此，必须明辨关系国祚存亡的核心利益，并使资源严格围绕这一利益进行配置，才能避免想入非非带来的危险。永远不可能出现不必调整就可保障长久安全的政策，一种有利于国家生存的安全路线必须同时兼顾节制与灵活，治国方略中永远不存在抽象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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