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成为官绅谋利的手段，反助长了盗风。真匪饱劫掠之资。平民受追呼之痛，勒缴花红由手段变成了官员清乡的目的，其结果是“广东盗风如故，广东之花红亦如故”。

    最后一点则是严刑竣法下的滥杀进一步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本来重典治乱是不得已的非常手段，可清乡“就地正法”所杀者往往为鼠窃狗偷之辈，甚至是良民。于是“民不聊生，罔知死所为匪死，不为匪亦死，毋宁为匪而须臾暂缓乎？且势必负隅相抗，作困兽之斗”。

    从表面上看。清乡不成功的原因是流弊所致。但归根究底，清乡所出现的流弊却如同朝廷推出的新政一样，是清末政权衰败的具体表现。吏治腐败，军队腐败。士绅的分化与背离，以及滥杀之中法律威权的失落，更多地显示出清王朝统治没落的深层原因。

    对此种种，总督张人骏并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没有象陈文强认识得这么深刻而已。但陈文强讲得明白、透彻，也极有信心和决心。他也就想以此作为筹码，以保住自己两广总督的位置。同时，陈文强也给了他一个承诺或者是保证，“上海、琼州皆有大人安养之所，卑职愿以性命担保大人日后无虞”。

    放权、集权，放权的是张人骏，集权的是陈文强。巡警总办、厘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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