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把他塑造成职业革命家，比较符合陈文强的思想和习惯。

    没有谁能让陈文强俯首贴耳、绝对服从，不信权威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头脑，而这种思想则贯穿于他的行动之中。

    北辰也好，黄兴也罢，陈文强能争取便争取，不能争取便顺其自然，反正革命不是离了某个人就玩不转，更没有谁是真理的化身，是革命的代名词。

    况且，此时招聚东京同盟会成员。统合革命力量，正是一个好时机。

    机会不是陈文强创造的，而是同盟会内部门户、地域矛盾的总爆发。反对北辰最力者为章太严和陶成章，其他则多以江浙、湖湘人士为主。既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也是地域差别对北辰只注重在南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的不满。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北辰的强硬和过于自信，他对劝他向东京本部引咎严词拒绝，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同时又是断绝东京同盟会的经济来援，又另起炉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还派汪精卫回东京另出《民报》，实在是火上浇油。

    说到北辰的过于自信，则是陈文强从工商经营方面所看出的大问题。一个品牌要打响，那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时间，是宣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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