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的、不需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都进行了划分，制定了支付标准。陈文强又充分发挥铁路公司这个“二政府”的角色，把告示张贴到沿线村镇，号召并鼓励百姓前来劳动赚钱。

    显然，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新鲜而独创的，发动百姓，大干齐干，在历史上也只有抗战时期和建国后的大跃进时期才出现。

    但相比之下，又有很大不同。比如抗战时期二十多万百姓抢修滇缅公路，那是政府命令、硬性征召，是以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的筑路大军，在九个月时间内用手指在云岭大地上抠出来。而陈文强靠的是金钱，根据的是百姓的普遍贫困。换句话说，他就是在变相地雇佣劳工，把简单的工作从工程队手中拿出来，转包给工钱更少的普通劳力。

    所以，看似修路的人多了，而实际上，修路的投入反倒降低了。分工。还是分工，陈文强越来越熟悉这个办法。专业工程队领高薪，那就干专业的工作；普通劳工按量付酬，就干简单的活儿。

    这当然不是陈文强随便一看便能想出的办法。定下的章程。而是在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产业仿照德国管理办法时得到的感悟。人多，劳动力价格低，这或许是中国发展工商实业最有优势的因素了，理所当然地要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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