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可和鼓励，对于外国先进技术亦主张积极引进。洋务运动期间及以后，西方科学着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实用技术也伴随着外资的侵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而来，从而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就冶铁工业而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生铁产量5890吨，三十一年(1905)为1吨，宣统二年(1910)骤增至11996吨（注：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年版，第8页。）。这一巨大成就无疑归功于近代冶铁技术的传入与应用。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近代前的”经济扩张是一种“低度开发”，是在落后状态下的成长；“近代性的”经济成长则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而形成的（注：（美）费维恺：《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4页。）。这一观比较中肯，也适用于前清与晚清的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使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增加，这一是前清无可比拟的，其财政收入规模也达到了后者难以想象的扩张程度。

    直至同治、光绪年间近三十年的恢复，清廷的财政收入才勉强恢复到8000万两左右的规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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