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就成了正剧。只要观众在这个冲突中产生了同情和憎恨的情感，喜剧性就没有了。因此莫里哀绝不在此处深挖阿巴贡的内心世界，故意匆匆带过，还是落笔于类型化的“吝啬”。阿巴贡只是说：“方才那事儿，我就开恩饶了你了。”这对正剧来说是多么的草率啊，但喜剧就应该如此不动感情地飘浮过去。
    柏格森指出第三种悖逆是：一般艺术不能讲究功利性，而喜剧却要追求社会效果。
    柏格森一贯认为艺术应排除利害观念，在美学范畴中只有“纯粹的乐趣”，不容功利性乃至社会性插足。既然他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冲破社会强加给思想感情的表层硬壳，钻探深层的自然本性，那么他索性认为戏剧“给自然提供了向社会进行报复的机会”。这种报复并不是立足社会向社会开战，而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性，把社会看作遮蔽事物自然本质的虚假皮相。他的反理性，也是与反社会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认为理性无非是“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
    但喜剧又是不同，它总是掺杂着一种想“羞辱人”、“纠正人”的秘密意图。这样，“喜剧就比正剧更接近现实生活”。柏格森是肯定以笑纠正人的社会功用的，而这一肯定又把喜剧推向了社会性更强的境地。他说：“既然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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