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戏剧学，最令人感动之处，是肯定了戏剧对于人类心灵的巨大作用。这在《〈玛丽·都铎〉序》和《莎士比亚论》这两篇论文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在《〈留克莱斯·波日雅〉序》中也很突出。
    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提倡为人类心灵而艺术。他认为戏剧家不应只完成艺术的任务，“不应让群众没有得到一些辛辣而深刻的道德教训就走出戏院”。
    雨果把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看成是正比例的依存关系。他征引了一八六二年土伦监狱的一份材料。材料载：
    三千零十名囚犯中，有四十人粗通文字，二百八十七人能写能读，九百零四人写读不及格。一千七百七十九名完全不能写读。这群可怜的人大都是从事机械性的职业。在所有犯人中金银匠和珠宝匠四人，传教者三人，文书二人，喜剧演员一人，音乐家一人，而文学家，则一个也没有。
    雨果很重视这个数字。
    他认为，如果能把历史上那些高贵的文化灵魂，全都集中起来，倾倒出来，倾倒在凡夫俗子身上，那么，我们就能“一劳永逸地缔造人类精神的健康”，“创造出人民”。他感叹道：“创造人民，这是多么崇高的目的。”
    雨果说，“创造人民”的最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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