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比被一个严厉而生硬的说教者痛斥一顿更来得有效。
    那么，对于不太坏但也不太好的人来说就更不待言了。他们可能是“风俗败坏的民族”中的一员，但“他们只有在观剧的时候才得摆脱恶人的包围；在这里他们将找到他们愿意与之相处的同伴；在这里他们将看到人类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与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对于更好一点的人，例如对于像狄德罗自己这样的观众来说，戏剧也有教育感召作用，“他”可以“使我在不知不觉中和善良的人的命运相联系，他把我从宁静安乐的环境中拉出来，携我同行，把我带进他隐居的山洞，让我和他在诗人所借以锻炼他的恒心毅力的一切困厄横逆之中甘苦与共”。
    总之，各色人等，毋分优劣，都会接受戏剧的启发。在这里，狄德罗显然把戏剧的教育作用夸大了，坏人并非只是“那些可恶的规约”造成的，戏剧的力量也未必能使他们改恶从善。启蒙主义者总是过高地估计各种教育、感化手段的社会作用，狄德罗的上述信念可为一证。但是他如此热情地肯定艺术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积极的。
    狄德罗指出，戏剧打动人们心灵，并不是靠一些道德词句。他说：
    倘若批评家们在这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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