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但在这里作彻底的优劣倒置却分明是最刺人眼目的所在。因此，处于崇尚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和圈子中的高乃依不得不对此作出特别郑重的解释了。他说：
    我这样加以有利的解释，不是为了反对亚里士多德，而是希望从他所排斥的第四种行动方式，找出一种比他所推荐的三种方式还要优美的新型悲剧。如果他当时看到的话，毫无疑问，他会特别赞赏的。这给我们的世纪增加光荣，并且毫不损伤这位哲学家的权威。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完美性不同等级的那些话，对他的时代和他的同代人很可能是完全正确；我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要怀疑的。但是我不能不说：在喜欢这一类或者不喜欢那一类的看法上，我们的时代爱好和他的时代绝不相同。至少他的雅典人所最喜欢的，法兰西人就不一定喜欢，我不这样做，就无法解决我心里的怀疑，也无法对亚里士多德关于《诗学》的著作表示我们应有的全部的敬意。
    同样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纠正和部分否定，意大利的斯卡里格显得有点鲁莽武断，西班牙的维迦显得有点俏皮粗略，而高乃依则表现出了一个优雅的法国古典主义者的娴熟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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