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沙坡兰凭借的始终是“合情合理”这个原则。
    “只有近情理的东西才不遇到听众与观众方面的抗拒”，沙坡兰这句话揭示了他重视情理的根本原因。
    他说，所谓“近情理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寻常事物，如“商人追求利润、儿童做事不慎、挥霍无度的人陷于极端贫困、胆怯的人见危险即退缩不前”之类，合乎生活中最普通也最常见的情理，具有毋庸置疑的天然性，这可以称之为一般状态下的合情合理；二是非寻常的事物，不易遇见，超乎寻常，但却是真实合理的，它们遵循的是与普通、必然的社会现象相倒逆的规律，因此很容易使人大吃一惊，但细细探索，这倒逆的规律正是正常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如“聪明人或凶恶人受人愚弄、势力强大的暴君被人击败”，出乎意料但又合乎必然。
    沙坡兰认为，作为一个戏剧家，面对的常常是这第二种非寻常事物的情理性问题。因为司空见惯、平板无奇的合情合理往往缺少艺术魅力，更缺少戏剧性。但是，要使这种“非寻常”的东西也“不遇到听众与观众方面的抗拒”，还得借助于司空见惯、平板无奇的情理来联结串络。沙坡兰说，也就是处理成“意外的、然而由于一系列近情理的事物的连锁关系而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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