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为起点，后来欧洲的理论家们还要不断地论述喜剧在反映对象和反映方式的特点，诸如“喜剧是生活的模仿、风俗的镜子、一种符合真实的形象”（西塞罗）、“喜剧是一个有关居住城镇的平民的种种风俗的故事，他们从而知道生活中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应该回避”（道窦那陀斯）等等。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有人响亮地号召拆除悲剧和喜剧在反映对象上的森严界限。
    从某种意义上说，《喜剧论纲》是亚里士多德戏剧学体系的一个衍生物。它在基本理论线索上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方式上则侧重于实践经验和戏剧现象的归并。在以后的历史上，我们会经常接触到这类经验性的归纳总结，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理论气派则不可多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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