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情节中不应有不近情理的事，如果要它有，也应把这种事摆在剧外”。（《诗学》第十五章）他所谓的“合情合理”，并不排斥在情节中有意外事件，相反，他确信“惊奇是悲剧所需要的”。（《诗学》第二十四章）但是，意外也好，惊奇也好，都不应表现为不近情理，其中奥妙在于不把它们处理成是在偶然状态、自然状态中发生的，而应该把它们作为特定的因果关系的产物。
    在论述如何通过情节达到悲剧效果的问题时，他说：“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诗学》第九章）可见，后代剧作家常常津津乐道的所谓“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布局诀窍，亚里士多德在二千余年前就有了明确的理论表述。
    与纯粹的“自然发生”、“偶然发生”相对立的情节间的因果关系，就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戏剧情节应合乎的必然律。照理，一切有情节的叙事性文艺样式都应讲究这一点，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对戏剧更加重要。
    他说：“史诗比较能容纳不近情理的事（也就是惊奇的主要因素），因为我们不亲眼看见人物的动作。赫克托耳被追赶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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