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极端性勇气。
    六十八万字的书稿，几乎每一页都与当时身边的极左言论背道而驰。我写的时候，并不是在批驳那些言论，如果这样，反倒抬举那些言论了。我自命的任务，是彻底鄙视它们，视它们为无物，判它们为无知。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当然没想到出版，因为我无法想象灾难的结束。
    我只希望，写完，厚厚几叠，用油布包起来，用麻绳扎起来，找一个无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梁上面。不知今后哪个年月，让后人偶尔发现。
    正因为这样，当灾难出乎意料地过去，我和章培恒教授等人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时候，现场弥漫着一种刚刚从生死火线返回的英雄气氛。
    记得大家都不怎么讲话，只看着那些低声抽泣的早已离世的获奖者家属。大家选举我代表所有的获奖者发言，我分明记得，北京的那个冬天，冷得清奇蚀骨。
    在严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几个还活着的获奖者，他们都抖抖索索，毫无壮士气息。我想，中国总是如此，最后守在城头宁死不屈的，历来是几个面无表情、体格瘦弱的文人。彪悍之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多少年后，当灾难已被彻底淡忘，彪悍之士终于出现了。他们天天展现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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