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运河文明”这四个字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引用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第三卷第二十七回明神宗朱翊钧对小太监说的一段话：
    淮杨一带，扬州、仪真、泰兴、通州、如皋、海门地势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邮、兴化、宝应，盐城五郡如釜底，湖水常常泛滥，所幸有一道漕堤为之屏障。此堤始筑之宋天禧年间转运使张纶。因汉代陈登故迹，就中筑堤界水。堤以西汇而成湖，以受天长，凤阳诸水脉，过瓜州、仪真以通江，为南北通衢。堤以东画疆为田，因田为沟，五州县共称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宝应，盖三百四十里而遥。原未有闸也，隆庆六年，水堤决，乃就堤建闸。你们记住这建闸的谕旨，是朕登基后亲自签发的。兹后两年间，建闸三十六座，耗费金钱数万计……
    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明神宗十六岁。他并不是在讲一段地理常识。而是在述说自己的治国方略。在明代，有江南三大政之说。这三大政是漕政、河政、盐政。明神宗所说的“漕堤”即运河的堤岸。在明代，运河亦称为漕河。江南三大政中，河政与漕政都与运河有关。明神宗十岁登基，在兹后两年内，由首辅张居正主持，在淮杨一带运河中修建了三十六道闸口。在财政几近崩溃的万历初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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