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
    维经斯基没有写及和他一起访问孙中山的“我们”包括哪些人，陈独秀是否与他一起拜访孙中山。不过，翻译杨明斋在场，那是很可能的。
    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是能干的。他不辱使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北方来到南方，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
    他在1921年初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
    维经斯基离开广州，途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维经斯基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从“北李”那里到了“南陈”那里，如今又从“南陈”身边来到“北李”这儿。
    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
    张国焘在1971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么描述对维经斯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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