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
    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光光”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
    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扎根串联”那“根”都“扎”得很准。
    也讲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串联”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生意佬”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主义者。
    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向导”。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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