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11月6日，又发《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空前的激烈。
    与张东荪的论战，除了此前《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论政治》，早在1920年5月16日，《星期评论》第50号便已刊登署名汉俊（即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驳了张东荪在5月7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一文，尖锐地指出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算起来，这一回是第三次向张东荪开火，那火力格外的猛烈。
    张东荪的文章刚一登出，马上引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注意，决定立即组织反击。因为他的文章鼓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行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无**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11月7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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