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陈独秀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
    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京大学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
    “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
    “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依然春雨潇潇。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
    两位客人出现在渔阳里二号的客堂间，陈独秀关紧了大门。
    “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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