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来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
    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注释20]
    于是，陈独秀2月2日离沪，乘“大通轮”于2月4日抵达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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