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以后，他的诗文不太讲田园生活的潇洒了，更多的是想到老和死。他的一百多首诗里面，有几十处提到老和死，是中国古代诗人当中提到生命终点最多的，因此也成了最具有生命意识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意识，不像先秦诸子那样空蹈，也不像屈原、嵇康那么奇丽，而是体现为一种平实、恳切的状态，与人人都能接通，因此变得特别浩大。
    季羡林先生曾对我说，他毕生的座右铭就是陶渊明的一首诗。我一听便笑了，因为那也是我的人生指南。那首诗只是最朴素的四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渊明的朴素，是对一切色彩的洗涤，因此也是中华文明在当时的一种最佳归结。他吸取了儒家的责任感，但放弃了儒家的虚浮礼仪；他更多地靠近道家，又不追求长生不老；他吸收了佛教的慈悲和看破，却又不陷入轮回迷信。结果，他皈依了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以自然为本，以自然为美，因循自然，欣赏自然，服从自然，投向自然。他本人，也因自然而净化了自我，领悟了生命。
    王安安：
    季羡林老师和余秋雨老师所喜欢的那四句诗，还有前面说过的“托体同山阿”等，确实从自然哲学通向了生命哲学。顺其自然，别跟天道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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