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而是“历史的宗教”。历史被拟人化，变成了一个生命，似乎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奖惩一切。这个历史，就具有“亚宗教”的人格力量。不错，历史在中国，是一种裁判坐标，而未必是真实坐标。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侠客游士、文人骚客，他们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脑袋后面有一支巨大的史笔。这支史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历史，也传达了一种有关人间正义的基本界限。
    我想对大家提一个问题。在司马迁之前，《春秋》和《尚书》都已经开辟了修史的门径，那么司马迁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有什么特殊意义？其中有没有负面意义？
    王牧笛：
    我觉得司马迁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是一个史学体例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孔子赋予了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写《春秋》，是把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分辨善、恶、褒、贬，判断是非。司马迁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规整化为一种结构性体例。
    王安安：
    除了一个结构性的体例外，《史记》还创造了许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们会说谁是“项羽式的人物”、“刘邦式的人物”。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以人物为核心的写史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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