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
    余秋雨：
    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争论，永远不会有结论。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最深刻的悲剧发生在两个各有充分理由的片面之间，两个片面谁也不能完全说服对方。我们刚才讨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今后我们北大学生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陷于一边，而应该同时体察对方，然后作出更高一层的选择。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许多重大事件都无能为力，但却选择了自己的行为投向。即使不能全部守护，也要作出最佳解读。——这就是他们低哑而又坚定的心声。请大家想一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外侮内乱并发，而我们这些文化前辈却不为所动，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识着甲骨文。乍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一个民族的童年歌声终于被唤醒，这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生命力的被唤醒。
    文化的责任，文化人的使命，就在这里。文化的力量，文化人的尊严，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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