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一一作答，并在台北的“人文空间”与他们进行了当面交流。与此同时，我又补充和删除了与北大学生的一些问答。
    相比之下，北大学生的问题比较锐利、重大、活跃、有趣，台大学生的问题比较含蓄、雅致、诚恳、天真。我把与两所大学学生的问答，放在全书之前。
    由于两所大学学生的共同参与，我这本书的新版就变成了现在的书名——《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
    书中的主体内容，就是我在北大开设的课程。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明显侧重于早期。理由是，那个时期创建了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后来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尽管故事多多，则不妨快步走过。这种格局，我在《寻觅中华》一书中已经有过书面表述。
    我与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那么深入的心灵交往，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
    余秋雨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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