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因为这是一种等级，一种品格，比叫咖啡神气多了。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就像当年在巴黎，面对着Cioran他们。他发现我对漂泊世界的华人有兴趣，就随手拈来讲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才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地拿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八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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