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本世纪二十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唳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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