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厚爱的程度让我惊诧万分。仅《文化苦旅》这本书台湾一年之内就重印了十一次，大陆的发行量当然还要大得多，但我每天还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叠信要求代购，来信者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千差万别，其间发生的大量戏剧性故事更是匪夷所思。尚未连载完的《山居笔记》系列，好像比《文化苦旅》还要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一个清醒的人，远没有糊涂到凭着读者们的一时热情而失去自我判断的分寸，我只是想，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思考价值，让我们进一步探测今天普通读者群的多方需求，探测一个当代文化人能锲入世俗社会的程度，探测一场冗长的文学对话究竟能召集到多少对话者和听众。
    然而出版家们容不得我如此平静的思考，他们希望用多种方式、多种版本出版我的文集，家里的电话时时响起，有一半是为了这件事。我说，同样一篇文章收在几个集子里我怎么好意思呢？他们笑了，说我完全不懂散文的出版常识，还举了一大串名家的例子。他们又说：“你目前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各地买不到你的书，你总希望有更多的人从不同途径读到你的书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做，为此我已经得罪了很多朋友和好几家著名的出版社。我只同意了我家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出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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