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先天不足，给社会带去潜在的矛盾，而且他也不知道民众的承受红线在那里，这也就是说试图解决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紧迫的问题，抱着一个炸药捅接近火焰。如果王安石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清楚，他也许就不是那么积极地给哲宗出谋划策了，三不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当挡箭牌了。而且这样也不见得对宋朝的长远发展不利，毕竟从宏阁角度，税收增加的多民间财富就少，那些说税收多就富有的观点实际不懂经济。而财富被那些昏君奸臣花掉的效果和藏富于民比叫就更是弊大于利了。所以王安石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很值得商榷的。那些守旧派不好绝顶聪明之人是看出问题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眼光看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包括后来的王夫之，只能斥之为奸佞，这个名词变法派斥之守旧派更响亮，还有元祐党籍名单，最多的那个有三百多人。让两派这么一闹，宋朝满朝没有别的，都是奸佞，外加一个比奸佞更糟糕的皇上，他本来有当裁判的职能和能力，却比任何一派的人都积极站队，堪称宋代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特殊存在，你说该有多乱，乱到将真正的对手都给忘掉了，让辽国金国趁虚而入。
    如此可见，光是解决赋税问题，就要综合考虑，逐一解决，然后有人协调，才能解决问题。大概步骤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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