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辐辏”，居民并非全是当地土著。晚明北京城中的居住人口，有十分之六七是外地移民，或寄寓，或客籍。而在这些外地移民中，绍兴一府又占了十分之四五。
    自明代中期以后，明政府已经允许附籍的存在。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下令，凡是各处流移就食之民，居住年久，又不想回归故土者，允许他们在所寓居的州县占籍。嘉靖六年（1527），明世宗下诏巡城御史，让他们严督兵马司官员，查勘在北京及附近居住的军人、民人等，凡是寄寓已久，且在北京置有产业的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宛平、大兴二县附籍。这是官方正式下令，允许附住居民在当地入籍。
    其二，通过新设“商籍”、“卫籍”等户籍形式，进而解决流动人口的科举考试资格问题。嘉靖年间，政府为行贾天下的商人专门设立了商籍，如山东临清、浙江杭州，很多徽商就在当地占籍。商籍的出现，不仅说明商人在原籍之外获得了客居地的合法身份，而且还获得了民籍之外合法的商人户籍。
    在明代的户籍制度中，军籍的设立与世袭，显然是为了保证军队能有完整的兵员储备，所以除去军籍相当困难。值得关注的是，明代在军籍之外，随后又陆续增添了“卫籍”这样一种户籍名色。为此，军籍与卫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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