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恩继续说道，“当时……我压力很大，很崩溃。当然，在我的队员面前，我还是个队长，是需要鼓励他们的人。我还不能表现出来，必须一次又一次鼓励那些情绪低落的队员，告诉他们‘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却不知道谁能来安慰我一下。”
    “后来……治疗的效果逐渐开始有了，好几个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者被我们稳定了下来。再后面，我们开始实验起了新的三联疗法。”孙立恩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其他什么人的故事一样，平静且慢慢的说道，“现在想想，当时支持我一直拼下来的主要还是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事儿——我们一车人在上完了夜班回酒店的时候，在路边碰到一个封闭小区的居民们正在唱国歌。那个歌声一遍又一遍，就连司机师傅也停下车，跑到路边跟着一起唱。我虽然年轻，但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那个场景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让人激动和振奋人心的场景。”
    “我虽然是党员，是无神论主义者，但在那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从天而降，然后进入心里在鼓励着我们。”孙立恩低声道，“现在想想，我觉得……可能是在那一个瞬间，我们所有人都和当初写下这首鼓舞了无数中国人近百年的歌曲产生了共鸣吧。”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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